[85]汪永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57]前引[7]，C. L. Rossiter书，第12页。现代性法律所内在的权力制约、权利保障等价值，在这类法律中让位于首要目标——动员。

[31] 继洛克之后，一些美国总统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例如，意大利宪法授权政府针对特别有必要而且紧急的情况，制定法令。在法国，从1919年至二战爆发时，围困状态再没有被宣告过。[38]尼科洛·马基雅维利首开肯定罗马专政制度的先河：在罗马的各种制度中，这确实是一项应予重视的制度，可算作这个大帝国丰功伟业的缘由。[67]这种模式完整地捍卫了法律秩序，使其彻底避免紧急权力的影响，而为公民自由至上论者所拥戴：自由在紧急状态期间的削弱，将形成一个在和平时期和危机时期都发生作用的先例，从而将出现一个导致自由被长期削弱、紧急权力不断增强的棘轮，因此，最好是捍卫自由的绝对性、不更改法律。

二战以后，紧急权力法律继续长盛不衰，并以宪法规范和单行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这些自身的缺陷以及例外法模式造成的问题，只有通过继续发展调适模式予以克服：充分建立法律体系与应急预案体系之间的关系，赋予应急预案恰当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合理规定常态管理体制与应急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和过渡衔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司法机构等对于行政机构和武装力量紧急权力的监督体制，最终建立一个融合政治动员和例外法模式优点的调适模式制度。在此前的23年，即1980年，为1.79）。

东北三省和东南沿海省份与东欧转型国家不相上下。在此之前，中国政府还于1997年加入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2001年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了这一公约。但同样质量的服务和产品的价格却不可能因提供服务的医院是非营利性或营利性而有所区别，只能在由国家付费还是由个人付费，或者是由国家和个人各承担多大的费用比例上有所区别。政治学家王绍光教授指出：医疗卫生费用由个人还是由政府负担决不是钱来自左口袋还是来自右口袋的问题。

四、适应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需求，重新规划政府卫生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责、编制和经费，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收归政府。中国的每千人医院、卫生院床位1950年为0.18，1985年为2.14，2004年为2.40。

如果按地区划分：中国人的平均期望寿命上海为78.14,北京为76.10，贵州为65.96，云南为65.49，西藏为64.37。人类发展的这种参与特性，将人们所被赋予的权利作为最基本的价值。由此，人类发展的概念被定义为：人们可以依靠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发挥聪明才智，因此，它不仅要求人们能够过上健康长寿的生活，能够充分接受教育，同时还要求社会能够向他们提供足够的空间，使其能充分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宪法确立了公民的国家主人地位，而一种新的治理结构要求政府在公众的广泛参与下，来构建新的制度。

中国在1997年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政府承诺对公民的健康权承担积极的责任。市场空间，指人或者法人遵循市场规则，在平等的前提下，通过合同，进行交易或确立、变更、废止相互间协议的空间。行政机关应当为公众查阅政府信息提供便利条件。这种说法，我们也难赞同。

当人们言及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时，考虑的是整个社会的状况，而当我们强调人类发展时，关注的是个人，关注每一个，或者是一个个的人的状况。6，政府的政务和政府所掌握的信息公开，公民有知悉政府公开的信息的自由和向政府要求公开信息的权利。

善治，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期——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后期——被引入中国的。以人为本，就必然关注一个个的人的生存质量，尊重一个个的人对自己的生存方式的选择和对自己的生存质量的评价。

新的路径：整体改革 中国在卫生领域的改革应是体制的改革。此外，新的普遍覆盖全体国民的、城乡一体的、最低限度的医疗保障制度还必须适应人们流动的需要，因为如果坚持属地管理，就难以应对一个开放的中国。如果按地区划分：每千人医院、卫生院床位北京为6.30，上海为5.62，河北为2.16，河南为1.99，江西为1.79，安徽为1.78，广西为1.75，贵州为1.52。计划经济还使得我们的政府官员中保有一种形成于那个时代的已成定式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则，这些，都因与已经发展、变化了的社会不相适应，而使一直受其影响的卫生体制及行为方式的变化与我们在今天提出的保障公民健康权得以实现的要求相背离。这使我们认识到反映整体的数据只能用来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只能用来展示国家的成就，而并不能反映在一个国家中每一个人实际的生存质量。1990年联合国第一个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是它的人民。

现代的行政管理在民主政制之下原本应是由作为国家的主人的人民选出的代表会议授权代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行为。要使一个人能健康地生活，前提条件是：他要有最基本的食品和清洁的生活用水，要有遮体的衣物和足以抵御风雨寒暑的住房，要有必要的食品卫生、环境卫生、职业卫生等方面的保障。

科学不涉及变革自然和社会，而技术的应用（实际上还包括了技术政策的选择和实施）则会带来人类自身和人类之外的其他生物及生存环境的改变。第三，处理好政府、市场的关系，当卫生领域还没有真正的在体制层面的改革，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个扭曲的、垄断的和只知道钱的市场时，责怪医疗改革失败于市场化，是打错了板子。

因为，在这些方面，不遵从市场规则，国家就不可能为自己的国民买不来合格的服务和合格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同时，卫生部的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还反映出国民中的大多数不享有任何国家设立的医疗保障，在城市和农村都有相当数量的人因经济困难而有病未能就诊、住院，或者未治愈即出院。

因此，为人们所服从的，主要不是以强制力为后盾的权力，而是被认为是具有合法性的权威。也就是说，政府应通过立法确定其必须实现的指标的最低基准，以及确保这种最低基准实现的在制度上的和在财政上的保障，及针对行政机关和医疗机构的监督程序。它明确国家在人的健康方面的积极责任。利益、主张、信仰、文化传承和生存方式不同的人们之间能够相互容忍，和谐共处。

具体保障是：他要能获得健康所需的信息。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事项外，行政机关应当公开政府信息。

寿命－期望寿命，以及，教育－成人识字率和小学、中学与大学综合入学率三个方面，来评价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人类发展的水平。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会员国的卫生负担公平性进行排名时，中国名列第188位，即倒数第四位，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

与此同时，在农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625元的，有3000万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825元的，有9000万人。善治至少包含如下一些要素 [22]： 1，治理是在一种法治的原则之下进行的，具有一种在公众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之上的合法性。

在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从宪政和善治的原则出发，设立规制，落实政府对公民健康权的承诺，其前提是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信息公开。在2003年，第一项因经济困难而有病未能就诊的，在大、中、小城市分别为30.8%、32.7%和47%，在四类农村分别为29.2%、33.9%、41.2%和49.1%，第二项需要住院而未能住院的，在大、中、小城市分别为64.4%、35.6%和74.8%，在四类农村分别为77.6%、74.9%、75.5%和73.6%，第三项住院后因经济困难未治愈即自己要求出院的，在大、中、小城市分别为40.8％、50.5％和65.8%，在四类农村分别为66.8%、62.9%、68.2%和73.2%。有人提出：就健康而言，中国国内存在着四个世界，北京、上海可以与发达国家媲美。发展的目的在于造就一种使人们能够获得长期的、健康的和富有创造性生活的能动的环境，这一简单而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人们追逐物质和金钱的时候，却经常被忘记。

虽然我们有过多部宪法，但计划经济时形成的总体性结构及其运作方式使我们在一个时期忘掉了宪政的基本理念。7，传媒能够在不受外部影响的情况下，自主地发挥表达公众意愿和执行社会监督的功能。

作者写作于2005年 进入 李楯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健康权 人权法 宪政 。与传统的统治和管理不同，其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是相关各方的主动参与与合作。

此外，性别赋权标准（GEM）和人类贫困指数（HPI）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评价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政府尊重并且遵从司法审判的裁决。